作为一种学术称号，学位代表了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，也是评价其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。

表二：部分高校到截至时间的教授/副教授总数与在读研究生总数的汇总表 表2则是这部分高校的教授/正高级教师总数、副教授/副高级教师总数与在读博士生总数、在读硕士生总数的汇总表。鉴于考研竞争日趋激烈，而各单位和导师们的招生需求目前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，笔者根据上述数据和分析，提出以下建议。

由此，硕士研究生的报录比可降至2.5:1左右。其一，研究生招生指标下放至各招生单位。由于推免生已经占去相当部分的计划招生名额，考生们需要去竞争扣除推免生所占名额之外的剩余招生名额，因此实际报录比还将大于上述比例，造成绝大部分考生想继续深造而不能。从就业人口看，我国研究生学历占比不足1%，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10%。而另一个现状是，想扩招研究生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很多，想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也很多，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招生指标，这些单位和导师想招生而不能。

如在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条件下，每位硕士生导师每年可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-4名，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可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超过2-3名。其二，对招生单位进行分类管理，赋予不同权限。彼时，正值我国通过了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一周年，却迟迟没有公布具体实施办法。

■本报记者 陈彬 6年前的2015年，刚刚硕士毕业的武建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事实上，在顶尖学科计划刚刚提出的时候，就有声音表示，随着该计划的推进，高校在我国重大科技研发领域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加大，从而压缩企业以及其他科研机构所占的份额。对此，武建鑫补充道，在各大创新主体中，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加倾向于市场技术需求层面，高校则更加偏向基础研究。此后的几年，武建鑫博士毕业并进入高校任教。

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学科建设更多倾向于科研。它所覆盖的学科领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流学科，而是当前或未来能够为我国重大需求提供科技支撑的学科。

换句话说，在目前的高水平创新中，高校已经有实力在某个科技单点上形成突破，但缺乏覆盖整个产品研发的能力。面对负责人的牢骚，马陆亭只问了一个问题：面对新旧两个学科，如果你是校长，你会选择支持哪一个？闻听此言，那位负责人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这种模式针对的便是此前高校科研普遍存在的小、散、弱状况，同时也规避了教师单打独斗的某些局限性。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曾提出要启动这一计划，但当时只有只言片语。

这种团队本身就是组织化科研的表现。同时，还必须推行另外的补偿政策或补偿计划，促进那些事关国家长远发展但偏冷门、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。愿景驱动的研究 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近一年以来，尤其是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以来，国内各地区早已在顶尖学科建设方面着手布局。一些人可能会认为，顶尖学科可能更符合巴斯德象限概念，但在我的理解中，顶尖学科计划所侧重的研究与这种来自应用的研究还是有所不同，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愿景驱动的研究。

正因为如此，武建鑫觉得对于顶尖学科建设计划，不能简单地从政策层面理解，而是要从学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出发，对其进行系统性的考量。而早在2017年，天津大学就宣布该校将在未来五年实施TOPS 计划，重点支持若干顶尖学科和优势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
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，包水梅说，正因为如此，在打造并培育顶尖学科的同时，要尊重学科生态系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，引导学科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。不过，这段时间武建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又遇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这一方面会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，同时也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成新的交叉学科，而这些学科也许就会成为我们解决某些卡脖子问题的关键。而现在的学科发展开始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组织化的科研。我很能理解那位老师当时的心理，但政策一定是具有某种导向性的。这所学校拥有一个历史上曾经很牛的传统学科。虽然后者与顶尖学科计划相比，在应用领域、达成目标、针对人群等各方面均不相同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针对目前国家在某一领域的需求，通过有组织的方式，明确地达成某种目标。在采访中，有知情人士向《中国科学报》透露，在下一轮双一流建设中，有关部门将会有意淡化一流学科的概念，不再特别强调谁是一流大学、谁是一流学科，而是更看重一流学科对大学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。

目前，学科的内涵更广，且首先要发挥其育人功能，但对于大学，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来说，科研和育人本就是相互结合的，在科研人员攻克某个前沿技术的过程中，必然也会伴随人才的培养，同时也会将一些最新成果反哺运用于教学中。不久前，天津市出台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实施顶尖学科培育计划，着力培育南开大学化学、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、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、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、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等一批顶尖学科。

顶尖学科建设计划就明显体现了这种理念。事实上，针对高校缺乏科研院所那种成系统、成建制从事科研创新的问题，教育部此前就曾借鉴北航的做法，提出几乎相同的高校科研模式。

如果是单点技术突破的话，其覆盖的可能不是一个完整学科，而是某个方向或领域，甚至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存在。在2011计划实施4年后，国务院颁布《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，删除了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的认定，该计划也戛然而止。

正是这样的表述，让武建鑫觉得 顶尖学科与多年来他持续关注的一流学科有着本质不同。这也足以说明，顶尖学科计划的落脚点最终并不在学科本身，而在于重大科技突破。在某些科研领域，我们即使不是在最前沿，但至少已经看到了领跑者的轮廓。武建鑫解释道，过去所说的学科发展，更多是给予学者一定的资源以及相应的制度空间，使其能自由发展。

在具体实施层面，后者也可以借鉴当时协同创新中心的某些做法。此类研究模式的性质，决定了其不能单纯依靠高校的自发行为完成。

目前来看，所谓重点领域大致可分两类基础科学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。这令他想到了我国2012年正式启动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，即2011计划。

如何建设双一流也成为当时高教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这就涉及到了学科生态。

然而，受访时很多学者对此都表达了不同意见。一是学科研究的结果将来一定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它不能等同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，更不能等同于在国内一流学科中进行第二次的优中选优。而重大科研难题的最终解决，一定源于市场与基础学科的深入融合。

武建鑫说，该计划明显是教育主管部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结果。高校科研及人才培养的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国家需求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。

正如此前所说，顶尖学科建设计划并不是单纯对一流学科的二次选拔，而是在当前学科建设基础上，针对未来科技前沿和制高点的一次战略转向。有学者甚至向记者坦言，设立顶尖学科计划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培育未来能占领前沿和制高点的科学技术，学科只不过是一个被借用的概念而已。

对于近年来频繁有高校将顶尖学科发展设为奋斗目标，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表示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时代发展的大背景。而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，2011计划也与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一同被统筹纳入双一流建设。